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发布最新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报告，全文共195页，以下是报告摘要：

一、经济走势及主要问题

（一）消费回暖，下半年增速稳健

受新冠疫情影响，2024年1-2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下滑-20.5%。随着疫情控制，各行业复工复产，以及中央和地方政策刺激，自3月份以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逐渐回暖，同比增速稳步提高。进入第四季度，居民消费信心增长，2024年10月、11月名义同比增速分别为4.3%和5.0%，实际同比增速已超越去年同期水平。

（二）投资稳步回升，制造业投资回升加快

1-11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6%，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0.2%，增速首次转正。制造业投资回升速度较快，工业企业利润持续改善。预计2024年制造业投资回升向好，基建投资高于今年，房地产投资保持稳定。

（三）进出口增速持续攀升，贸易顺差较去年同期大幅上升

2024年1至11月，全国出口、进口增速持续攀升，贸易顺差比2024年同期增加861.0亿美元。进出口增速持续攀升的主要原因包括：出口价格大幅上涨，防疫物资出口强劲增长，中美之间进、出口增速较高，跨境电商发展有效缓解疫情对外贸的负面冲击。

（四）劳动力市场受疫情冲击大，虽逐渐回暖但仍然承压

2024年全年失业率先升高后下降，新增就业人数同比降幅收窄，但仍然低于去年同期。当前失业率的下降除了表明劳动力市场有所改善外，也有可能是城镇劳动参与率下降的结果。疫情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至少包括：短期内劳动力退出劳动力市场，但疫情好转这部分劳动力即可恢复就业；疫情导致的结构性变化，部分劳动力需要重新选择工作岗位，因此职业培训会一定程度上改善劳动力市场。

（五）CPI和PPI剪刀差不断缩小

2024年前11个月CPI同比增速大幅下降，累计同比增速为2.7%，PPI同比增速先下降后上升，累计同比增速为-2.0%。课题组认为，2024年CPI年均增速将较2024年明显下降，并在0附近波动；PPI同比增速将波动上升，并由负转正。

（六）2024年金融市场整体平稳运行，2024年应警惕国有企业债务问题

为对冲新冠疫情对经济造成的影响，今年货币政策总体较前两年宽松，货币供应增速中枢上移至10%以上，快于名义GDP的增速。实体经济融资需求与货币供应增速相匹配，人民币贷款、非金融企业债券融资和政府债券融资是社会融资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但值得注意的是，2024年国有非金融企业发行债券的违约支数大幅上升，尤其是中央国有非金融企业的违约债券数为30支，较2024年增加了24支。课题组认为，2024年需重点关注国有企业所涉违约风险，以保持金融市场平稳运行。

（七）外汇储备规模总体稳定，下半年人民币宽幅震荡升值

2024年以来，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内外需疲软、国际金融市场剧烈震荡等一系列内外部不确定性因素，使外汇储备波动增大，但总体上其规模比较稳定。课题组预估2024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CNY/USD波动幅度将加大，但仍保持在合理区间内。

（八）农民工提高社会总生产率，但仍需提高流动性

近年来，农民工的流动性有所提高，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进入城市发展，伴随着教育水平的不断提升，农民工的生产效率也会有所提升，这一趋势对于社会整体的产业结构和生产率水平都会有影响。课题组认为，深化户籍与土地改革、保障农民工权益、降低流动壁垒将进一步提升社会生产率。

（九）扶贫效果显著，贫困人群收入持续增加但水平仍然较低

我国的精准扶贫政策有效解决了现阶段的贫困问题，贫困人口数量在政策影响下不断减少，最低收入群体绝对收入持续增长且相对收入呈现上涨趋势。课题组认为，未来要进一步巩固提高脱贫成果，推动短期政策扶贫向长效机制减贫转变，将可持续减贫制度纳入常规治理轨道。

（十）劳动力市场教育错配程度较高、对工资影响显著

课题组研究发现我国劳动力市场中劳动者受教育程度与工作岗位的匹配率为39.70%，过度教育的发生率为24.40%，教育不足发生率为35.90%。劳动力市场教育错配对工资的影响十分显著。课题组认为，应通过教育改革优化教育方式，完善劳动力市场供求结构，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提升我国国际竞争力。

（十一）人口结构压力凸显并将逐渐增大

从中国人口结构整体的变化趋势来看，0-14岁人口占比下降趋势放缓，15-64岁人口占比在2010年达到峰值后开始呈现出下降趋势，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上升势头明显。预测结果显示，若大力出台鼓励生育政策，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并保障女性权益，且出生率得到较为明显的提高，那么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老龄人口占比过高的情况。

（十二）家庭部门杠杆率激增，资产负债表衰退迹象初现

截至2024年第三季度，家庭部门杠杆率已经升高至64.1%，比上一季度增加了4.4个百分点。课题组认为，我国家庭部门加杠杆必须减速，“房住不炒”的政策必须得到坚决执行。同时，针对此次疫情，在中国经济全面复苏，企业生产基本恢复的情况下，应将政策重心向家庭部门倾斜，针对不同收入群体实施不同政策。

（十三）金融系统稳定性未见改善，中小银行脆弱性进一步上升

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内外部宏观环境的复杂性前所未有，金融部门也面临不少潜在冲击。课题组发现，在实体部门受疫情明显冲击的背景下，当商业银行受到个体性冲击时，国有商业银行的风险溢出连续四个月上升，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的风险溢出水平自8月以来持续上升，为202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股份制银行的风险溢出率亦处于高位。课题组认为，我国银行系统的稳定性和以往相比仍显脆弱，而且虽然国有商业银行的稳定运行仍然是维持我国金融系统的稳定的关键，但中小银行对系统的影响进一步上升，需进一步加大对中小银行风险的关注。

（十四）不确定性攀升致使银行资本缓冲水平下降，“稳金融”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显著降低银行资本缓冲水平，并且这种负向影响在地方性银行中表现的更为明显。课题组认为，需加强宏观经济政策调控与金融监管部门的协调配合，确保经济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以降低经济政策波动对银行资本缓冲的负面影响，以期为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提供稳定的经济政策环境。

（十五）疫情之下地方政府偿债压力加大，警惕债务风险外溢蔓延

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扩张是造成房价上升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扩张也会诱使银行承担更多风险，造成银行风险水平增加。课题组认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极易外溢至其他经济部门，需合理控制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和科学设计地方政府债务期限结构，同时以市场化方式弱化地方政府对银行体系的行政干预，才能从源头上引导虚高的房价回归理性，杜绝财政金融风险的发生。

二、中国畅通国民经济循环面临的难点、原因及改革治理应对

第一，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主要体现在供给侧结构性失衡和供给质量水平不充分。课题组认为，中国经济要实现向创新驱动的发展转型，需要进一步强化民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

第二，中国经济内需的提振面临诸多难题，包括资本报酬边际收益递减而带来的投资下滑，收入差距拉大和中等收入群体过低及家庭部门杠杆率激增带来的消费不足。课题组认为，中国要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就必须从三个方面同时着手：一是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提升产业链安全；二是加大需求侧改革和注重需求侧管理，平衡国民经济；三是更大力度的对外开放，借力更高水平的国际大循环。

第三，中国经济国际大循环面临外需市场的萎缩和一些地缘政治因素的干扰，出现一个世界、两种体系的趋势。课题组认为，中国需要建立健全更为广纳式的包容性市场经济制度，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让政府更好而不是更多地发挥作用，并且对于政府作用的发挥应该限于维护和服务这两个方面，使之合理定位成“有能、有为、有效、有爱”的有限政府，基于此来提升国家能力和政府执行力。

面对前文提到的困难和问题，中国要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就必须从三个方面同时着手：一是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提升产业链安全；二是加大需求侧改革和注重需求侧管理，平衡国民经济；三是更大力度的对外开放，借力更高水平的国际大循环。

具体论述如下：

一是加强供给侧结构性的市场化改革，特别是要素市场化的改革，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以所有制中立原则为国企、民企、外企提供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和营商环境，完善劳动力市场供求结构，促进发展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型。

二是深化需求端改革和改善，推行有利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形成橄榄型社会的收入分配政策，健全覆盖“生老病居教”的一揽子社会保障体系，夯实国内大循环的内需基础。

三是融入高水平国际大循环，在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的贸易与投资谈判中推进制度性开放，按照参与制定的国际规则来保障自身国家利益，并倒逼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系。

以上改革措施，单靠经济治理领域的单兵突进行不通，还必须将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的因素也考虑进来，以长远视角、全局观念、系统思维、综合治理及风险防范的一般均衡分析方法来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创新和治理的辩证关系和加以谋划。为此，中国需要采用国家治理与发展三要素：包容性经济制度，国家能力和政府执行力，以及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包容透明的社会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