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0年起，我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组长，本书正是我们课题组多年研究的精华。这些成果凝聚了团队成员的智慧，每篇文章都经过多次讨论和修改。除了宏观经济研究室的人员，我们还邀请外部专家参与，甚至专程请教相关部门的专家，以确保文稿的深度和质量。经过多次修改，我最终完成了定稿工作。尽管在写作初期并未有明确的框架设计，但文章间仍存在着内在的逻辑联系，从而形成了本书的基本结构。

本书的文章均从实际经济运行出发，提出问题，再进行理论上的分析和讨论。我们坚持了运行分析与体制分析、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总量分析与结构分析的统一，重点探索经济运行的制度背景和行为过程，以及宏观经济变动的微观基础。因此，本书不仅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问题指向，而且具有深厚的思想深度和理论价值，得到了众多学者的认可，并为政府官员和企业家所重视。

四年来，宏观经济分析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备受关注。本书从一个侧面记录和反映了中国宏观经济研究的过程和进展。为了帮助读者全面了解宏观经济问题，我对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十年的宏观经济理论进行了简要评述，以作为本书的序言。

在80年代，中国的宏观经济研究主要关注理论范式的转换。在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范式中，宏观经济问题被视为社会再生产理论和综合平衡理论的一部分，很多重要的宏观经济现象如经济周期、通货膨胀、失业等并未得到深入研究。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认了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中国经济开始向市场取向改革。1984年第4季度，中国出现新一轮的经济过热和宏观失控，再次将总量关系和宏观问题推到人们面前。由于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局限于抽象层次，无法对总量关系和宏观经济运行作出具体说明，而综合平衡理论仅是一种计划理论，无法解决转轨条件下宏观经济的运行和调节问题。因此，从对传统理论的反思开始，一部分中青年经济学家开始了宏观经济基本理论和方法的研究。1986年，第一部尝试用现代经济学方法研究社会主义宏观经济运行的专著《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分析》问世，1987年，《经济研究》杂志编辑部召开了"宏观经济理论研究基本理论和方法问题"座谈会，第二年又与《中青年经济论坛》编辑部联合召开了"宏观经济理论研讨会"，形成了宏观经济理论讨论的第一个高潮，推动了理论的探索和创造。一批宏观经济学的教科书和专著相继问世，其中樊纲、张曙光主笔的《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一书的出版，标志着理论范式转换的完成。正确认识和评价这一转换的过程和机理，对于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建设和学科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取得了很大进展，经济的市场化和开放度有了很大提高，经济运行的环境和态势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经过2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基本上告别了长期的短缺经济，出现了相对过剩。90年代初曾经发生过经济过热和严重的通货膨胀，而在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以后，90年代末又跌入了通货紧缩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宏观经济的走势分析和政策选择不仅是政府关注的中心，也是企业关注的焦点；不仅是国内人士讨论的重要问题，也是国外人士重视对象。于是，围绕着宏观经济的形势分析和对策研究，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研究小组和论坛，发表了各种各样的宏观经济分析报告。举其要者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科片"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及其《经济蓝皮书》，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和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合作举办的"宏观中国论坛"及其系列分析报告，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及其论文，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的《中国宏观经济分析》及其召开的宏观经济讨论会，国家信息中心举办的"50人论坛"等。今年8月，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与《财经时报》联合举办了中国宏观经济的第一次网上讨论。所有这些研究报告和论坛讨论，除个别比较重视理论分析以外，大都是形势讨论，理论上的进展散见于这些讨论之中。在这个时期出版的宏观经济理论著作中，陈学彬教授的《宏观金融博弈分析》，也许是有较大学术价值的一部。

近10年中，宏观经济理论研究围绕着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讨论，涉及的问题很多，我们只能列举争论较大和有进展的几个方面，作一简要的评述。

一、关于总量态势和周期特征问题

如何看待宏观经济运行的总量态势，是各个时期宏观经济讨论最热烈的一个问题。90年代初及其以前，讨论最热烈的是短缺问题，面对《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提出的"短缺的需求决定论"，胡汝银提出了"短缺的供给决定论"，张军认为二论均缺乏制度分析，进而提出消费品短缺是投资紧张的代价，是个供给问题，与消费需求无关。其实，这里的分歧不是有没有制度分析，而是分析逻辑的差异，关键是张军的制度分析缺乏行为过程。经过20年的改革和发展，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制度背景发生了变化，经济总量态势也与以前不同，开始扭转了传统计划经济下的长期短缺局面，出现了生产过剩。刘国光用从"卖方市场"和"供给导向型"经济向"买方市场"和"需求导向型"经济来概括和分析这一变化，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则认为，改革所导致的资源技术条件和组织制度因素的变化，一方面提高了经济生产力和潜在总供给，缩小了其与实际总供给的差距，另一方面改变了总需求决定的基础，使总供求关系和经济周期的性质与计划周期不同，而是具有了市场商业周期的某些特征。笔者以为，后一分析更符合现代经济学的规范，也更有说服力。

二、关于通货膨胀问题

对通货膨胀问题的讨论有两个高潮，对应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两次严重的通货膨胀。讨论的问题也相当广泛，包括通货膨胀的定义、类型、测度、成因、机理、效应和通货膨胀预期等。值得重视的有以下几点。

一是关于结构性通货膨胀。李晓西的分析既遵循了现代经济学关于结构性通货膨胀的基本假说，即鲍莫尔模型和奥里维拉的斯堪的纳维亚模型关于不同部门具有不同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和一致的工资增长率，又突现了中国的特点，即由于国有企业的"资金陷阱"和向非国有企业的收入攀比，造成了两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差异和工资增长率趋近，构成了体制转轨时期中国结构性通货膨胀的主体部分。这一分析不仅说明了中国通货膨胀的体制性结构特征，而且具有方法论意义，说明理论研究必须建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这样才有知识的积累和进步。

二是对通货膨胀预期的研究。自从理性预期假说出现以后，很快就受到理论界的关注，卢卡斯将其运用于宏观经济分析，建立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论体系和理性预期的分析方法，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理论界在引进、介绍、学习和研究现代经济学中，预期理论一直无人注意。1988年发生的提款、挤兑、抢购风潮和高通货膨胀，一下子把预期问题提到了经济学家的面前。1991年，李拉亚出版了《通货膨胀机理与预期》，提出了一种粘性预期理论，建立一种双粘模型，标志着预期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薛万祥(1995)认为，目前中国公众的预期是介于适应性预期(Aa)和理性预期(E)之间的准理性预期(Pa)。其表达式为：Pa=qAa+(1-q)E。理性预期理论只考虑到公众预期及其影响，而没有考虑政府预期的影响，当二者都存在时，其博弈就会对经济福利产生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宏观政策)不在于按一定的规则行事，而在于政府政策要建立信誉。这样，就在信息非对称和相互博弈的基础上，推进了预期理论的研究。这一点与90年代在发达国家出现的"反通货膨胀目标制"在思路上是相契合的。贺力平著文介绍和分析了这一新的理论发展，说明国内研究对国际理论发展动态的重视。

三是关于通货膨胀效应。80年代末的研究集中于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效应，争论的焦点是要不要实行通货膨胀政策，90年代的讨论则集中于通货膨胀的替换作用和菲利普斯曲线的真实性问题。左大培一方面系统回顾和分析了西方经济学中关于通货膨胀替换作用的争论，从菲利普斯的发现(名义工资率与失业率的负相关)，到萨谬尔森和索洛的改造(把货币工资增长率和失业率之间的替换关系改为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的替换关系)，再到借助于"奥肯法则"，变成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之间的替换关系，最后是弗里德曼和卢卡斯依据"自然率假说"和概率论方法以及预期的作用，否定了在长期中存在菲利普斯曲线表示的通货膨胀的替换作用；另一方面实证地分析了中国通货膨胀与失业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从80年代到90年代初的中国，物价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当年的经济增长率会提高0.42个百分点，下一年的经济增长率会下降0.57个百分点。与此不同，陈学彬利用改革以来GDP增长率和GDP缩减指数数据进行实证检验，认为改革以来我国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十分显著，中国(深圳)开发研究院以菲利普斯曲线的存在为前提，并利用扩展的菲利普斯期模型，对中国的综合性通货膨胀的成因进行理论解释，认为中国1993-1994年的高通胀是需求拉动和供给推动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从总体趋势来看，供给推动成为主要因素。笔者认为，运用任何一种理论都必须弄清它的来龙去脉、前提假定和存在条件，切不可随手拿来，随意使用。在这一点上，左大培的态度值得学习。而认真地进行经验检验，更是应当大力提倡和努力推进的。至于在实证分析上出现的差异，应从其前提和数据等方面检查，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三、关于通货紧缩问题

1996年中国的经济运行基本上实现了软着陆，紧接着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推动下又陷入了通货紧缩。于是，理论界展开了对通货紧缩的讨论和研究，从需求方面到供给方面，从微观机理分析到宏观政策调整，乃至通货紧缩的国际比较和外部冲击，都有所涉及。大致形成如下的分野。

樊纲教授对通货紧缩的分析角度是从需求出发，认为中国当前出现的问题是有效需求不足，因而价格水平持续下跌，增长速度不断下滑，主张实行宏观扩张政策，剌激和扩大总需求。由于他是从总量态势来观察问题，未能发现增长结构的差异及其背后的制度障碍。不仅如此，他还认为，体制问题是个长期性因素和紧缩性因素，不仅远水难解近渴，对作为短期分析的宏观运行不起作用，而且其作用还是非扩张的。从而给人一个强烈印象，即只要坚持宏观扩张政策就能解决中国的通货紧缩问题。

余永定教授是从供给方面讨论通货紧缩问题的，他在微观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加总推导出相应的总供给曲线，构造了一个宏观分析框架，提出了一个有别于一般的分析思路。即把生产成本上升所导致的企业亏损而不是有效需求不足，作为分析中国当前通货紧缩的起点及其动态过程中因果关系链条的关键环节，进而明确指出，解决中国的通货紧缩问题，关键在于解决供给方的问题，即通过提高企业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从而改善企业经济效益，其中包括让经努力仍无法扭亏为盈的企业退出生产，而剌激需求的政策也应同改善供给的结构和质量相联系，而不是简单地为刺激需求而刺激需求。余教授虽然提出了退出障碍的问题，但没有讨论进入障碍的问题，虽然提出了改善供给结构和质量的问题，但并未对供求之间的结构差异及其引致的问题作出考察。

胡鞍钢博士也是从供给方面考察的，但与余教授不同，他没有构造理论框架，只对中国的通缩实际作了较全面的描述和分析，认为"生产能力过剩是造成通货紧缩的主要原因"，而"盲目投资、重复建设是造成生产能力过剩的根源"。其政策结论是限产提价。这虽然与当前的政策操作相合，但没有进行理论上的开拓。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对通货紧缩问题作了较多的研究，并编辑出版了《1998-2000中国通货紧缩研究》一书。为了开阔思路，寻求借鉴，他们不仅考察了美国30年代的大萧条和罗斯福新政，而且对很多国家通货紧缩的历史进行了分析；不仅提出了通货紧缩集中表现为"'两个特征，一个伴随'，即物价水平持续下降和货币供应量持续下降，通货紧缩通常伴随着经济衰退"，而且具体讨论了物价指数的变化。作者虽然明确指出，"中国目前面临的通货紧缩压力与历史上发生的经典通货紧缩有所不同"，但不同在何处，并没有加以说明，因而刚刚触及到问题的边缘而又退了回去，而且由于用词的缘故，给人以中国只存在通缩压力而不存在通缩的印象。至于对物价指数的讨论，虽然具体计算和分析了各类价格指数(消费品、投资品、行业产出品、按生产过程分类产品)的涨跌，并对它们的涨(跌)幅作了比较，但由于局限于价格指数本身的变化，减弱了这一研究应有的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组从体制和结构上对通货紧缩进行了分析，认为除了发达国家在新技术革命时期以外，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和转型中国家都发生了通货膨胀，而中国却出现了通货紧缩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的现象，并集中表现为结构性通缩。其原因在于核算性偏差和体制性压抑，主要是价格管制因素和非准入市场壁垒，造成了需求结构与供给结构的严重扭曲，一方面表现为食品在居民消费支出中占一半左右，而提供食品的农业在GDP中的比重不到20%，另一方面表现为增量改革带来的大量资金和财富不能有效配置，只能在工业制造业中过度竞争，从而压抑了增长最快的服务业的供给和需求，如果考虑到中国统计核算中存在着工农业增长率高估和服务业低估的缺陷，不仅总量会出现低估问题，结构扭曲也更为加剧。尽管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没有发生新技术革命，也缺少原发性技术创新，但自改革开放以来，却发生了深刻的制度变迁和结构调整，技术引进和技术进步从未停止过，投资率一直保持在30%以上，因而从时间序列来看，资本存量在不断增加，技术水平在持续提高，要素生产率也在提高，所以，中国的潜在总产出在不断提高，总供给曲线随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右移，从而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如果说技术创新降低了生产成本，那么，制度创新则节约了交易费用，一旦经济运行态势因故发生变化，总供给的增长超过总需求的增长，同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