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缘起（后记）

在过去十多年间，我一直致力于研究浙南的历史。在新冠疫情爆发前，我们几乎每年暑假都会前往浙南进行实地调研，搜集相关史料。通过实地考察，我们对文字史料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同时也学习到了许多地方知识。在这个漫长的学习过程中，我们听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其中，1937年至1945年温州所经历的“战时繁荣”便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

在七七事变之后，中国人民所经历的牺牲与苦难难以计数，战争也给交通网络、市场格局乃至货币体系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在战争进行过程中，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普通商人及民众，都在尽力想办法应对各种经济不利局面。交通干线中断，货物便迅速流向残存或新辟的线路；主要港埠被封锁，船只也很快驶往仍可通航的口岸。战争，不仅是军事上的对抗，也包括经济上及其他层面的对抗。战时许多地方出现的所谓工商业“繁荣”，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便是这种对抗的表现之一。正是借助于温州这一类商货吐纳中心，国民政府得以继续对外输出土产，并输入急需工业品及其他战略物资。许多区域性工业替代生产中心的兴起，以及政府支持下的走私与货物抢运，都大大缓解了非沦陷区的战时商品匮乏困境。我们只有对这些经济现象有更多了解，才能更好地从整体上认识战争给国家与民众所带来的全面冲击。

笔者之所以特别留意浙南，也与自己对区域商业历史的研究兴趣有关。今天大家都知道温州人擅长经商，有较强的抱团投资意识。改革开放之初，温州当地富有特色的乡镇企业群与民间市场发展形态，引起许多经济学者的热烈讨论，被外界称作“温州模式”。2000年以后，许多媒体也都密集报道过温州“炒房团”，其规模之大令国人印象深刻。但是，究竟温州人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么有商业头脑，当地浓郁的社会商业氛围又是从何时开始形成的呢？最近二三十年来，论者通常会将“温州模式”或温州人的经商热潮，与南宋“永嘉学派”联系在一起，有时也强调温州本地自然生计环境的影响。但是，要穿越七八百年解释一地之民风殊非易事；而山海相连，耕地缺乏，也是中国东南沿海各地共相。就笔者对史料的有限掌握来看，至少晚清民初，温州人经商之风，与浙江其他地区相比，似乎并未更加强盛。那么转折在何时呢？笔者认为可能就在本书所关注的这个时间段。因此，研究温州的“战时繁荣”，也是试图将前后的历史打通来思考，并从一个可以大致弄清楚史实的时间段出发，对这个问题提出一点尝试性的新解释。

历史故事，终究是要以人的活动为主要内容。因此，本书也希望更多地从“人”的角度，来考察战争史。无论是为抗战大计运筹帷幄的最高执政当局，还是必须关心每天衣食来源的升斗小民，战争都为他们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家庭甚至个体生命如何能够继续生存下去，便成为大家共同面对的问题。所谓“战时繁荣”故事的背后，虽然不排除有人确实在徇私舞弊，“大发国难财”，但就大多数人而言，我们所能见到的，主要还是不同阶层的人们在尽力设法度过这个艰难时刻。

笔者也希望这个小故事能让读者更好地理解战争的复杂性，并思考战争所带来的一连串的新问题：战争扭曲了承平时期的市场与交通，又为投资者带来什么样的机遇？人们在艰难求生的同时又如何利用战时环境谋利？政府如何利用这个机会加强经济统制，扩大对民间经济资源的征取？政府规模在战时膨胀的同时，社会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这本小书的写作，从动念到搁笔，要感谢的人实在太多。从2011年开始，我与李世众教授同时加入“温州通史研究群”，先后与我们的学生在浙南做了近十年的田野调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得以与吴松弟、鲁西奇、刘光临、张侃、罗士杰等教授一起讨论多年，并共同参与田野考察及研讨会，从中本人受教良多。我们带着学生下去调查的时候，世众兄一直身先士卒，任劳任怨，不但是学生们的良师，也是我的学习榜样。我们曾经指导的学生基本上都参与过浙南田野调研，其中对本书写作资料搜集有较多贡献者，包括闻文、王磊、洪珊珊、马丹、黄名楷、郭子健、唐明胜、朱焘、朱丽祯等人。陈明华、王才友也参与了民地中心的浙南研究工作，对我们这个小小研究群贡献甚大。

在大学及科研机构从事中国历史研究的学者，许多人都知道温州有一群令人敬佩的地方文史研究专家。为学界广泛利用的《温州文献丛书》《温州文献丛刊》等便是他们的标志性成果。参与其事的潘猛补与卢礼阳两位先生，不分寒暑，十年如一日，在温州图书馆小小的办公室内，与其许多同事编出一册册质量上乘的地方文献。党史研究室的周保罗先生则长年驻扎在档案馆，其所编史料文献对研究者来说也是价值非凡，他还与王长明先生一起共同研究温州抗战历史，采访老人无数。其他如方韶毅先生一手复活《瓯风》杂志，至今编辑出版该刊已有十多年。沈迦兄则沉醉于温州基督教历史研究及海外温州史料文献的发掘。其他如永嘉的徐逸龙、乐清的张志杰等先生均属于这个研究群体的骨干。我们一到温州就受惠于他们的帮助，在此一并致谢。我们在温州调研期间，有赖于温州图书馆、档案馆等机构工作人员的大力协助，尤其是毛薇洁、王妍等女士的辛苦工作，对“温州通史研究群”来讲有着无比重要的意义，特别感谢。

在此亦对去年刚过世的萧邦齐教授表示敬意！萧教授是研究近代浙江历史的先驱，去年曾想，请他授权翻译早年一篇大作，但收到其任职大学同事的电邮，才知道他刚不幸辞世。想起20世纪90年代末与萧教授一起在浙江调研的旧事，不胜唏嘘。

这本小书的写作，也是为了完成笔者承担的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按规定必须到期结题，谢谢项目结题评审专家的意见。就笔者心愿来讲，如果有更多时间，或可以对温州地区1937年后的经济贸易历史做更深入的考察，但期限届满之际只得匆匆完稿。多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愿意出版小书，感谢邵璐璐编辑为书稿编辑校对费心费力。虽然在编辑过程中笔者对原稿做了较大修改，但错讹之处一定仍存在，希望识者不吝赐告。

最后，仍要感谢家人对我研究工作的一直支持！在本书初稿完成之际，家父不幸病逝，哀痛莫名。因严密疫情防控，父亲弥留之际未能侍奉在侧，不孝之罪无法饶恕。谨以这本小书献给敬爱的父亲！

新书信息

作者：冯筱才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鸣沙

出版时间：2023年8月

精装252页89.00元

ISBN：978-7-5228-1597-8

本书简介

1937—1945年的温州，曾被称作中国东南沿海的“唯一口岸”、重庆国民政府经济“生命线”的起点。当地商业贸易在八一三事变后突然出现前所未有的兴盛景象，政治与社会也产生了一连串的变化。本书以“战时繁荣”为线索，通过考察战时温州商业贸易的嬗变与政府统制经济的政策实践，探讨战争的复杂性，及其给地方社会乃至民众观念带来的深远影响。

作者简介

冯筱才，1970年生，江西都昌人。曾任教于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现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民间记忆与地方文献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从晚清到当代，侧重于政治社会史、政治经济史和区域史。目前正在从事1950年代私营工商业改造、20世纪社团政治化、非正规经济等课题的研究。著有《在商言商：政治变局中的江浙商人》《北伐前后的商民运动（1924—1930）》《政商中国：虞洽卿与他的时代》《温州通史民国卷》等专书，主编有《教育之桥：从清华到麻省理工》《走出上海：早期电影的另类景观》《文成畲族文书集萃》《浙江畲族文书集成》（五卷本）《区域史研究》等，主要学术成果见于《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期刊。

编辑推荐

作者十余年浙南研究的新成果，探索“温州模式”源头的新尝试。最近十几年，本书作者每年暑假都在温州地区实地调查，并关注到了抗战期间温州地区的“战时繁荣”现象，以及温州地区商业文化在这一时期的转折。由此著成本书，尝试探索对“温州模式”的源头。

以温州为例，探索抗战时期经济演变的具体面貌和深远影响。抗日战争时期，温州是特殊环境下维持通航时间最长的口岸，成为转运中心。当时温州进出口贸易额与关税收入都达到了创纪录的高峰，使温州成为战时“区域繁荣”的典型案例。本书以温州为例，探查这种经济现象出现的原因，揭晓战时市场运作的逻辑，说明战时经济对地方所造成的连锁历史反应。

考察战时社会的复杂面相，讨论军事以外的战争问题。战争给交通网络、市场格局乃至货币体系造成极大破坏，原有的交通干线和商业网络被破坏，商品的流通不得不转向或开辟新的线路。许多区域性工业替代生产中心的兴起，以及政府支持下的走私与货物抢运，缓解了非沦陷区的战时商品匮乏困境。本书通过分析战争对国家交通网络、经济格局以及地区社会民生的影响，从整体上认识战争给国家与民众所带来的冲击和挑战。

目录

绪论／001

第一章　“唯一出海口”：温州口岸的贸易繁荣／023

战前温州的港口、交通与贸易／025

全面抗战初期的封锁与通航／029

广州沦陷前后的温州：东南“唯一交通口岸”／033

战时商业繁荣的出现／039

服务业之兴盛／045

“繁荣”背后的阴影／051

第二章　战时贸易统制政策在温州的实施／063

土产输出统制与温州／065

东南茶叶出口基地／071

“国宝”桐油的收购及输出／077

浙江物产调整与温州“八大公司”／083

进口商品管制与公卖制度／094

民生难题：粮食的贸易统制／102

第三章　战时温州的走私与缉私／109

全面抗战初期温州的走私／112

帆船走私与“跑单帮”／117

走私转运中心：黄华与洞头／122

地方缉私机构及利益纠葛／128

货物抢运：“走私”故事的另一面／135

商货税收与保证金之乱／143

第四章　替代：战时地方性工业品生产之兴盛／151

战时温州棉纺织业的发展／154

化工企业的创设／159

卷烟工厂的勃兴／163

战时替代与本地化工业生产／168

炮火、疏散与税收：工业家们的烦恼／173

第五章　战时经济影响下的地方社会变化／181

永嘉战时色：“商业气氛特别深厚”／183

繁荣与腐败：不同立场的批判／187

消费管制：生活节约运动／191

统制与社会冲突／194

物价腾升、政府对策与民众反应／198

战时地方新兴势力／206

结语／213

参考文献／230

后记／246

绪论

1937年7月7日，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争开始后，中国政府不但需要对政治军事进行全面动员，经济资源动员亦成为维持抗战的关键。从浙江来看，随着战事的发展，国民政府西迁，该省成为沦陷区与非沦陷区经济交流的重要缓冲地带，同时也是国民政府的财税重地。八一三事变后，日本军队对中国东南沿海实施封锁，禁止中国轮船往来，但一度允许第三国轮船行驶于少数港口，温州即在其中。1938年10月广州失陷后，国民政府能控制的出海口主要剩下温州、宁波两地，到1940年7月，宁波镇海口被日军封锁，航运基本停止，但温州在一定程度上尚能维持间接通航，保持转运中心之地位，直到1944年9月第三次被日军占领。对于重庆国民政府而言，温州在商货进出口贸易方面的重要性甚为突出，无论工业品、机械及原料的进口，还是内地农产品及手工业品的输出，温州的地位都不可取代，其在战时资源征取系统及经济战略中的位置亦至为关键。

从经济层面来看，战争通常会对常规市场秩序造成剧烈破坏，导致生产停滞，物价飙升，商品短缺，许多民众的生活陷入困境。然而，当我们回到具体的历史情境，却又发现，战争有时也会给一些人带来新的经济机遇，一些行业或个人可能因为战时投资或经商获得暴利，坊间舆论中所谓“发国难财”，即指此种现象。战争阻隔了某些交通线路，但人流、物流却有可能聚向新的路线；有的市镇可能会突然成为物资集散中心或工商业重地，连带出现消费旺盛、物价高昂等现象，一些区域便形成所谓“畸形繁荣”。温州即是这种战时区域“繁荣”的典型案例。

战争犹如一颗巨大的炸弹，当它落到人群密集的地方，不但会带来严重的生命财产损失，亦会对人们的生计、交流造成巨大影响，商业格局与社会结构亦可能被重塑。学术界对战争史的关注焦点，最近这些年开始由军事政治推进到社会经济与民众日常生活等领域。就中国近代战争史来看，学者对社会